| 柏林共有三处历史建筑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这三处在内，目前（2020年底），德国共有46处自然与文化遗产，全都具有超越地区界限的特殊意义，应留存后世。其中有三处为自然遗产，43处为文化遗产。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波茨坦和柏林的宫殿与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博物馆岛和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分别于1999年和2008年加入遗产名录之中。它们不仅代表了风格迥异的建筑风格，还反映出各自所处时代对"理想式样"的界定。时至今日，它们仍被视为城市中生机与活力的所在，不仅在每年6月2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日"上能目睹它们的风采，在城市导览、展览活动、电影放映、讲座报告中也时常能感受到其独有魅力。
1. 波茨坦和柏林的宫殿与园林 2. 博物馆岛（Museumsinsel Berlin）1999年柏林博物馆岛位于施普雷岛（Spreeinsel）的最北端，五家享誉世界的博物馆汇聚于此，构成一个不同凡响的建筑群，可谓是一座宏伟的艺术殿堂。 1999年，博物馆岛作为堪称全球一绝的建筑与文化集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因为直至19世纪，普鲁士王国中仍由贵族与富人掌控着艺术收藏。而1830年老博物馆的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藏品与艺术同样应向普通民众开放。之后又有四座博物馆相继在该区落成，使得该区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被称为"博物馆岛"。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柏林博物馆岛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及当时的教育理想。此外，柏林博物馆岛还反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博物馆设计的发展演变。
博物馆岛南部离皇宫桥和柏林大教堂不远处坐落着老博物馆，前方是卢斯特花园（Lustgarten）。北面挨着新博物馆和老国家艺术画廊。濒临库普弗运河（Kupfergraben）一侧矗立着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seum），最外侧则是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 3. 现代主义住宅群落（Siedlungen der Moderne）2008年2008年7月，六处具有代表性的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之中。住宅群落建于1919至1934年间，是上世纪20年代住宅建筑的经典代表。这些住宅空间明亮、光线通透，与帝国时期柏林住宅建筑后院昏暗、空间狭窄、缺乏日照、卫生条件差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批建筑是当时及整个20世纪福利住宅建筑的重要见证。 光线与空气
19世纪时，柏林逐渐发展为国际大都市，住宅问题随之日益凸显。工厂工人居住在狭小、昏暗、有多个后院的出租屋里。19世纪末期的法律修订以及房屋建筑互助协会的成立，使得社会改良式住宅建筑成为了可能，全新的福利住房文化及生活设计规划得以实现，英式花园城市成为效仿的范例，而光线与空气则是追捧的目标。
民主式住宅建设终止于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下的住房建筑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反现代主义理念。幸运的是，现存建筑几乎保持了原有风貌，大多在二战的炮火轰炸中得以幸存。直到今天，现代主义住宅群落中的房屋仍是不动产市场上的宠儿。 |
| * 法尔肯贝格花园城（特雷普托区）（Gartenstadt Falkenberg (Treptow)），1913–1915年由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设计，公共空地由路德维希•莱瑟（Ludwig Lesser）设计 * 席勒公园群落（维丁区）（Schillerpark-Siedlung (Wedding)），1924–1930年由布鲁诺•陶特和弗兰茨•霍夫曼（Franz Hoffmann）设计，1951年由马克斯•陶特（Max Taut）部分重建，1954–1959年由汉斯•霍夫曼（Hans Hoffmann）扩建 * 布里茨-胡斐森大型住宅群落（新克尔恩区）（Großsiedlung Britz Hufeisensiedlung (Neukölln)），1925–1931年由布鲁诺•陶特和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设计，公共空地由雷伯莱希特•米格（Leberecht Migge）设计 * 卡尔-勒基恩居住区（普雷茨劳贝格区）（Wohnstadt Carl Legien (Prenzlauer Berg)），1928–1930年由布鲁诺•陶特和弗兰茨•希林格尔（Franz Hillinger）设计
* 白城（莱尼肯多夫区）（Weiße Stadt (Reinickendorf)），1929–1931年由布鲁诺•阿伦斯（Bruno Ahrends）、威廉•毕宁（Wilhelm Büning）和奥托•鲁道夫•萨尔维斯贝格（Otto Rudolf Salvisberg）设计，小区绿化由路德维希•莱瑟设计 |
| * 西门子城住宅群落（夏洛腾堡和施潘道区）（Großsiedlung Siemensstadt (Charlottenburg und Spandau)），1929至1931年由奥托•巴特宁（Otto Bartning）、弗雷德•弗巴特（Fred Forbat）、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雨果•哈林（Hugo Häring）、保罗•鲁道夫•亨宁（Paul Rudolf Henning）、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设计，公共空地由雷伯莱希特•米格设计> 建议1：白湖犹太公墓（Jüdischer Friedhof Weißensee）除了上述三处城中已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外，柏林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两处地点列入世界遗产候选名录。其中一处就是白湖犹太公墓：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犹太公墓，于1880年落成。超过10万亡灵安葬于此。 从主入口进入可以到达圆形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悼念在纳粹迫害中牺牲的六百万犹太人。呈环形排列的石碑上面刻有所有大型集中营的名字。 圆形广场后面是1880年由雨果•利希特（Hugo Licht）建造的老灵堂，这座灵堂的音响效果在最初建成之时就饱受称赞。在1910年建成、1944年遭摧毁的新灵堂原址以南有一座荣誉园，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犹太士兵。荣誉园中央有一座高三米的纪念碑，由贝壳灰岩制成，是一座纪念祭坛。 主入口右侧、公墓北角的坟场中有一处陪葬点，埋葬着1938年大屠杀之夜损毁的约90部摩西五经卷。许多柏林名人都在此下葬，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家马克斯•希尔施（Max Hirsch）（1832-1905）、希伯来语作家米夏•约瑟夫•宾•郭里恩（Micha Josef Bin Gorion）（1865-1921）、画家莱瑟•乌瑞（Lesser Ury）（1861-1931）以及出版人萨谬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1859-1934）和鲁道夫•莫泽（Rudolf Mosse）（1843-1920）等。 建议2：东西柏林的对峙与对话：卡尔-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和汉萨街区（Hansaviertel）历史上，卡尔-马克思大道和汉萨街区当时的新建筑源于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的"集体计划"，该计划于1949年交付实施，旨在重新规划整个柏林，包括实现分散的居住结构和松散的城市建筑。在提议将其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候选名单时，柏林将这两个大型建筑项目总结为"东西柏林的对峙与对话"： 两种社会的竞争 东西柏林在初期仍有对话，建筑目标却逐渐分道扬镳。虽然建设时间大致相同，却可以从两个项目中看出两种社会的竞争。项目应体现未来城市建设的愿景，展现人们所期望的高品质生活，而在此过程中，两大体系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重点。 现代主义的实验基地 汉萨街区最初从施普雷运河延伸至动物园一带，但在战争中受损严重，按照集体计划应重新建设。不过人们很快决定按照老平面图重建大部分街区，因为当时迫切需要可用的住房空间。 然而，汉萨街区的一部分仍应按照现代主义理念重新设计。为此，西柏林于1952年邀请了53位建筑师为汉萨街区南部的建设工作进行设计竞标，受邀建筑师包括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马克斯•陶特（Max Taut）、阿尔讷•雅科逊（Arne Jacobson）和奥斯卡•尼梅耶（Oscar Niemeyer）。他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要利用有限的预算尽可能为住户创造最佳的居住条件。他们设计出了塔式高层建筑、平顶建筑、行列式建筑，总计1160个居住单元，秉承"新建筑"风格，于1957年的Interbau建筑展览上公开亮相。原则上，封闭的街区建筑让位于拥有广大绿地的"通风型"建筑，让城市居民不仅可以在此生活和工作，也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息和运动。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Friedrichshain）的"蛋糕风格" 柏林市中心的米特区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受战火摧残严重，依集体计划的要求应在法兰克福大街建立新区。然而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优先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实用功能型建筑不再受到推崇，反而被视作资产阶级与堕落的象征。随着社会上兴起的"斯大林热"，法兰克福大街更名为"斯大林大道"。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街区不能再按照西方精英理念建设，而是以苏联城市建设思想为准。 由赫尔曼•亨瑟尔曼（Hermann Henselmann）设计、位于韦伯草坪（Weberwiese）边上的高楼决定了斯大林大街的风格，这栋依照莫斯科指示建造的建筑彰显了本地建筑传统，同时也融入了斯大林钟爱的俄罗斯古典主义元素。与汉萨街区朴实无华的建筑形式迥异，斯大林大道上的房屋建筑注重雕饰，借用装饰中艺术及古典主义元素，由此获得了"蛋糕风工人宫殿"之称。斯大林大街最终被建成为一条富丽堂皇的林荫大道。后来，由于斯大林的暴行，街道于1961年更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 |
